▲博道基金董事长 莫泰山

“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

(资料图)

2018年，博道基金董事长莫泰山为纪念基金行业走过20年，应邀写了《记忆中的1998》，文中引用了黑格尔的这句话，我们的话题就此展开，“历史”逐渐变得鲜活、生动。

1997年11月，国务院颁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按照当时的要求，第二年春天就要试点成立国内的基金管理公司，证监会基金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中。11月底，即将硕士毕业的莫泰山被选调到尚在筹建中的基金部，从此与基金结下不解之缘。

1998年，基金行业诞生前夕，除了参与打磨出台基金业第一份基金契约和招募说明书，莫泰山还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为基金知识普及专栏写稿，参与撰写了公募基金行业的第一批投教文章。

此后，莫泰山投身业界，亲历了公募基金在2006-2007年大牛市中的井喷，而后又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市场过山车一般的牛熊转换中，他对市场周期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013年，莫泰山开始自主创业，由其参与创办的上海博道投资管理公司于2015年进入百亿私募俱乐部，此后申请设立公募，2017年博道基金获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并于2018年展业。

作为从业时间已有25年的行业“老兵”，莫泰山的经历里面有过几次转身，从公募到私募，后又选择回归公募二次创业，这背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日前独家专访了莫泰山，在他看来，参与公募基金，实践普惠金融，为广大中小投资人提供专业理财服务，是其作为第一批基金从业人员的初心。

券商中国记者：你如何与基金行业结缘？

莫泰山：说起来，与基金结缘，可能和我在校园的经历还有点关系。当时勤工俭学，曾参与编写过两本有关投资基金方面的书，硕士毕业前夕，获得到证监会实习的机会，就被安排到尚在筹建中的证监会基金部。可以说，在学校无意中埋下的种子，让我与基金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记得刚开始参加实习，就看到同事们在为筹备基金行业的首次培训而忙碌，培训对象是所有第一批参与各基金公司筹建的人员，这次会议后来被业界称为“莲花山会议”，被反复提起。印象最深刻的是讲师团的阵容，除了监管部门的领导，基本上都来自国外著名的资管机构，海外基金业当时发展了一两百年，已相当成熟，国内基金业从一开始就对标国际基金业的先进实践，借鉴它们运作多年积累的经验，并尝试引入他们的框架和做法，体现出了高起点与国际化的特点。

在早期，监管部门作为基金行业的组织者，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是从无到有，大家有很多发挥专业性、想象力的空间，合理化的建议可以比较快地被采纳。有很多建议，前一天还在讨论，过几天可能就在全国发布了。大家秉承着为行业长治久安的态度，以专业的精神，去学习、思考和提出政策建议，良好的政策效果能从行业发展和市场反馈中体现出来，让很多人受益，参与这个过程还是很有成就感的。非常感恩基金业的第一代拓荒者，无论是当年监管部门的领导还是业界第一批精英，没有他们当年的精心设计与不懈努力，就没有今天基金业的良好局面。也感恩命运的眷顾，让我有机会参与基金行业四梁八柱的构建，让我能遇到这么好的领导和同事。

券商中国记者：在你看来，基金行业早期的哪些实践，对行业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莫泰山：第一，良好的制度设计。1997年11月出台的《暂行办法》确定了基金行业运行的大框架，其中突破性地引入托管制度，从制度设计上保证客户资产安全；另外，遵循充分信息披露的原则，这是国外成熟市场上很重要的制度。最早我们市场上只有封闭式基金，每个月公布一次净值，大家都觉得不习惯，后来公布频率逐渐提高到一周一次，到2001年开放式基金面世后，要求每天都公布净值。托管、信息披露等制度安排，在今天对行业来说像水和空气一样习以为常，但在当时是基金业发展很重要的一步。所以最早的制度设计者们对基金行业的顶层设计考虑得非常周全，非常长远，为行业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市场化。基金行业从一开始就秉持了充分竞争和开放的心态，没有关起门来搞发展，而是不断引入多元化的竞争。例如，刚开始发展的是封闭式基金，很快就积极推动开放式基金的试点，从产品形态上引入最市场化的竞争机制。

第三，专业化。做财富管理特别强调专业，一直以来，监管部门是以非常开放的态度，把各方面有利于行业发展的因素，以合理的方式引进来，鼓励行业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比如最早让证券公司作为发起人，是因为在金融机构的子类别中，证券公司最懂资本市场，也有相对匹配的人才；到后来开始引入中外合资基金公司，是希望学习国外大型资管机构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建立全球化的视野；设立银行系基金公司，是希望行业可以最充分嫁接银行的优势；再往后，允许专业人士发行设立基金公司，我认为也是响应行业的关切，让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要素参与进来，让有志于长期在行业发展的人，有更稳定、更长期的规划。去年证监会发布了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意见，也在进一步鼓励行业往专业化方向发展。

券商中国记者：在你早期的工作中有什么难忘的事？

莫泰山：有些开创性的工作，总是比较难忘的。1998年2月底，我们陆续接到最早成立的两家基金公司——南方基金、国泰基金提交的基金产品设立申请，我们的产品审核工作，也主要放在打磨出台基金业第一份基金契约和招募说明书上面，这两份文件不仅将接受市场和公众的审阅，还将约定今后基金运作的基本架构、原则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要尽可能考虑到各种情况，显得格外重要，需要认真谨慎对待。

我们以南方基金申报的材料为草本，希望修订出一个通行的范本，南方基金负责申报材料的是王立新总（现任银华基金总经理）。当时在处里领导的带领下，我们逐字逐句通读近百页的材料，边看边讨论、修改，前后改了不下几十遍。很多个细节都经过多次讨论和反复斟酌，很多措辞不断推敲，希望不要有漏洞。

因为时间紧迫，加班是家常便饭，记得有一天反馈完材料修改意见都晚上9点多了，立新总他们下楼去吃晚饭，没想到领导过来又提出了修改意见，我给立新总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说：“我点的面才刚端上来，一口没吃。”不过，他们还是马上回来了。后来我们见面还会经常说起这件事。

券商中国记者：据了解，最早的投教文章还是你参与撰写的。

莫泰山：对，在1998年新基金发行前夕，当时绝大多数老百姓不知道基金是什么，需要做一些基础的普及工作，领导决定在报纸上开辟一个基金知识普及专栏，每天介绍一个基金的知识点，这个任务落到了我头上。

当时，时间非常紧，内容既要准确，又要便于理解，自己首先得认真吃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立法精神，再平实地还原给大众。差不多有两周左右的时间，我每天一到办公室就是坐下来赶稿子，因为下午要截稿，还要先给领导审阅，自己又是边写边学，压力不小。我记得那个时候办公室很热，又不通风，狼狈的时候憋得满脸通红，焦虑不已，幸好有领导把关，没出什么差错。

券商中国记者：早年A股市场是逢新必炒，据说，封闭式基金刚一面世就受到投资者热烈追捧？

莫泰山：1998年3月23日，南方、国泰基金公司的两只产品基金开元和基金金泰分别在沪深交易所发行，两只基金各计划募集20亿元，一天就合计冻结申购资金1600多亿元，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为防止出现过去新股申购中类似的不规范行为，证监会事先下发了基金发行申购的规范通知。发行当日，基金部联合机构部到证券公司各营业网点巡查，记得下午3点收市后，我们巡视到的那家网点，柜台依然人头涌动，很多投资人的申购单还来不及提交处理，很着急，好在没过多久营业部便广播，这次申购单接收时间延长到下午4点，投资人这才放心。

券商中国记者：你投身行业后就经历了2006年-2007年那一轮轰轰烈烈的大牛市，基金备受追捧，能聊一聊那段经历吗？

莫泰山：那两年确实是A股历史上最大的一轮牛市，随着市场走强，基金收益丰厚，赚钱效应明显，基金发行也越来越好，我记得在2006年底，同业有一只基金一天发行400多亿，这个消息甚至引起了很多国际同行的关注。

2007年更是“沸腾的岁月”，当时担心市场过热，要求新基金发行限额，而大众申购基金的热情高涨，基金突然变成了稀缺品，一开始先到先得，客户半夜排队买基金的盛况再现。我记得有家银行网点早上一开门，一位老太太第一个走进去，没想到她想申购的基金已经卖完了，诸如此类的故事在当时不少。为避免排队，后来就引进了比例配售的制度。2007年8月交银施罗德发行了一只新基金，正式发行前一周，全公司的电话都打不通，因为大家都在接各方潮水一般涌来的电话，客服电话更是永远占线。

从2005年底-2007年底，公募基金管理规模从不到5000万元增长到近3.3万亿，主要是权益基金，基金持股市值在全市场占比超过20%，那是公募基金市场影响力的巅峰。

券商中国记者：紧接着就遇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莫泰山：是的，牛熊的转换来得很快。2008年9月底，中金公司组织我们一些同业去华尔街参访，拜访了美联储以及业界的很多机构，在金融危机的“震中”，在危机演化得最激烈的时候，感受非同一般，印象深刻。A股市场和基金行业，也在2008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券商中国记者：投身公募基金行业的第一个五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莫泰山：最大的体会还是对市场起伏的感受，在公募的首个五年，我就经历了一轮市场超级牛熊的转换，在过山车般的市场行情中你会不断去反思，也逐渐认识到，在市场高位一定要克制一点，在市场低位则要大胆、“贪婪”一点，这才是正确的应对市场周期的方式。现在大家常说：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确实如此，经历过几轮周期你就会发现，当一件事特别容易的时候，出错的概率偏高，而做起来很艰难的事，正确的概率比较大，没有当时的难，就没有后来的收获。如果要总结的话，可能还是一些老话，有些事听别人讲可能轻飘飘，没有很深的感受，只有亲历其中才会有非常深刻的感受。

券商中国记者：2010年，你离开公募基金，2013年5月，你发起创设博道投资，出于什么考虑？

莫泰山：我们创立私募基金的初衷是想尝试实践合伙制，因为我们看到国外不少大型基金公司都是合伙制的股权结构和治理模式，而且当时国内多位行业重量级人物也一直在强调人力资本对基金行业的重要性，呼吁公募行业应该允许员工持股。对此，我是认同的，同时我在想，如果相信这个模式有生命力，就应该自己投身实践，如果在私募可以实践成功，时机成熟时或许公募也可以尝试。这有点像当初乡镇企业的发展，先在边缘一点的地带尝试起来，干得好，可能推广到更大的领域。

券商中国记者：初创业时会不会有较大压力？

莫泰山：离开熟悉的公募到私募，刚开始需要适应。创业又是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很多事情会格外操心，心态会有些差异，但是我们没有特别焦虑，反倒是第一次创业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当时运气也比较好，公司发展得比较顺利，规模比较快就到了100亿。

券商中国记者：你为什么一直心系公募？

莫泰山：刚刚聊到，当时在私募创业，一方面是让自己和团队接受市场的洗礼，另一方面也有检验合伙制度生命力的意思。不过，由于职业生涯的起点就是在公募基金，对行业还是充满感情和热爱的，认可行业严谨、稳健的制度设计，认可行业为广大中小投资人服务这种实践普惠金融的使命感。也不仅是我个人，我们团队中的核心骨干，大多是公募出来的，大家都有公募情结，希望能重回公募。

2017年我们拿到中国证监会同意设立博道基金的批复，按规定，我们原先的私募平台就不能从事任何业务了，需要做了结和转移，这个工作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2018年2月，当我们拿到金融业务许可证时，公司当时的情况其实基本相当于重新归零。二次创业，不仅是业务规模上的影响，所有的工作，包括组织架构、技术系统、业务流程、规章制度都要重新梳理和构建。虽然很不容易，但重回公募这件事，我们没有丝毫犹豫过，团队也充满干劲，我记得通过现场检查的那天，我们核心业务成员还开心地合影留念，大家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怎么二次创业？难在哪里？

莫泰山：2013年创建私募时，比较幸运，老天给了我们糖吃，但回归公募要求更高，我跟同事说，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公募这个职业赛道，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不必说，我们算从业人员里的“老兵”了，为什么说“陌生”呢？因为行业发展太快，时隔8年后回归，行业已经有很大进步，不仅各公司规模大幅增长，而且很多同业在投研、市场等各业务条线上都非常有竞争力。最关键的是，行业发展的门槛提高了很多，代销渠道、机构客户普遍实行白名单制度，对公司管理规模和基金经理的历史业绩都有很高要求。我们在私募可能属于比较靠前的，到公募后几乎是从零开始，过去进的白名单全部要重新来过。而且这个时候团队的人员规模比私募创业时要大，要稳定大家预期，公司发展不能有偏差，这几年真正体会了创业的感觉。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怎么突破？

莫泰山：做财富管理特别强调专业，只要有专业能力，有良好的从业经历，总会有生长的机会，只不过一开始可能难一点，机会没那么多，这也客观上要求我们更加努力，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本分。

事实上，我们虽然是二次创业，但还是可以站在私募历练的基础上，私募那五年整个团队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锻炼了能力，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例如，2013年私募起步阶段，客户委托给我们的第一单专户产品就是量化产品，而当时私募做量化的并不多，2014年我们开始对外合作发行市场中性产品，之后产品类型越来越丰富，我们的量化平台也是从无到有一点一点搭建起来，不断迭代。因此，在回归公募后，我们第一只发行的就是量化产品，跟渠道谈新产品的合作时，不是一张白纸，团队已经是比较有战斗力的状态，有系统、有人才、有策略，都可以延续。那两年，我经常和同事们分享的一句话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回归公募后，我们更加严肃地思考如何实现长期有竞争力回报的问题。我们经过思考后认为，要实现长期有竞争力的回报，正确的理念、科学的体系和有竞争力的团队，“三驾马车”缺一不可。后面我们开始着手整合内部的研究体系，搭建博道大研究平台，我们内部叫“研究基础设施”。因为投资不能只是构建在个人能力上，而应该构建在团队能力和体系上，个人能力要融入平台，平台反过来能赋能个人、赋能团队。因此我们一方面搭建体系，另一方面逐渐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券商中国记者：2018年市场很低迷，你们怎么发产品？

莫泰山：那时正遇上证监会提出要发展券结模式，博道是第一批试点券结模式的6家基金公司之一。以此为契机，我们深入与券商的合作，后面也算逐步在这个领域做出了一点特色。

当时虽然市场低迷，但经历过几轮市场的起伏后，我们心里还是比较清楚，这是布局权益产品的好时机。2018年我们发了两只新产品，都是权益类型的，其中第二只产品在11月发行，正处于市场最低迷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市场情绪特别不好，我们的合作伙伴兴业证券在厦门组织了一场路演，倒是来了不少听众，我当时引用巴菲特的话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关注好价格还是好时机？当时市场的整体估值跟2005年、2008年的历史大底很接近，很便宜，毫无疑问是好价格，但宏观还有不确定，不知道指数是否还会再跌一点，或者什么时候会涨，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好时机。按照巴菲特的观点，应该抓住好价格，不要试图去等好时机，因为好时机是后验的。

券商中国记者：从公开资料看，你们早期发行的产品业绩还不错。

莫泰山：我在2019年初的公司年会上，提出要“贪婪”一点、挑战一点，要走在行情前面布局产品，尽全力争取机会，当年我们共发行了8只权益基金。事后来看，当时发行的产品业绩都还不错。截至今年一季度，我们成立一年以上的权益产品，连续三年业绩在同类产品中排前30%，这个是Wind的数据。因为产品赚钱了，客户比较满意，也赢得了渠道的认可。

券商中国记者：作为行业老兵，行业第一批投教文章的作者，你怎么看待“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问题？

莫泰山：从相对长期的数据考察，准确地讲，应该是基金赚钱，基民赚得不如基金多。我个人从2013年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了，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行业痛点，我们重回公募，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在这方面做点努力。

从后视镜角度来看，如果总是市场高点大量资金进场，而低点资金流入很少或者资金净流出，造成了事实上的追涨杀跌，基民的收益肯定跟不上基金的表现。说明在市场的起伏面前，贪婪和恐惧不断在左右我们的情绪，包括基金公司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者，需要有正确的应对方式。

对基金公司而言，首先要有可以实现长期有竞争力回报的真本领，其次是尽量不要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尤其是新发产品方面，再有就是要做好客户长期投资的陪伴。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投教品牌也很有韵味，为何用“慢富道”？

莫泰山：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于巴菲特的一段对话。我们希望告诉客户，做投资要有耐心，要有慢慢变富的心态。为什么客户赚的钱比基金赚的钱少？简单推论就是客户没有参与全过程，再进一步分析会发现，长期投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对长期投资的效果不了解、不相信，复利是反直觉的，据美国的西格尔教授统计，美国股市在200年的时间，平均年化回报为6.7%，累计回报高达100万倍，这非常反直觉；二是受不了，A股市场波动较大，就算你相信长期复利的效果，面对大幅波动也特别难坚持；三是等不起，很多人想走捷径、赚快钱，如果用交易的心态买基金，对坚持长期投资是很大的障碍。

2021年，在我们“慢富道”品牌推出一周年之际，我主讲了一场活动，就“慢慢变富”，总结了五个关键词：

券商中国记者：你们如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宏观环境？

莫泰山：耶鲁基金会的大卫·史文森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我见过这么多投资机构和投资人，我觉得他们信仰的投资理念质量的高低决定了他们长期业绩的表现。”

监管部门也要求我们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基金行业也到了要强调质量的时期：一是对我们的投资理念以及投资研究体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面对更多不确定时，需要更多相关性较低的策略来给客户提供一个更加稳健的组合，如果所有组合都暴露在一个因子上，风险会很大。海外桥水等机构比较推崇风险平价模型，核心思想就是要关注多条非相关性的现金流，这样才能相对有效地应对更多不确定的环境；第三，我们在内部风险控制上，要多一点“反脆弱”的安排，一些你没有预料到的极端情况，发生的概率可能会比过去大，要做好风险控制，要把整个投研体系建设得更加强韧，归根到底还是质量问题。

券商中国记者：你对博道基金的未来有什么规划？

莫泰山：我们还在路上，还需要更加努力，无论什么规划都得落实到现实的行动，只希望不忘初心，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为更多人创造价值，切切实实给持有人赚到他们合意的真金白银。

券商中国记者：怎样才能帮助客户真正赚到钱？

莫泰山：首先我们要加强投研体系建设，提升自身投资能力；其次，太容易的事少做一点，难的事反倒应该多做一点。比如，肯定是在市场最低点发产品、增加规模最好，这时候最难，但还是要去做。作为资管机构，在难但可能正确的时候，总还是应该有所行动，总要让大家慢慢了解你，这次难一点下次可能容易一点，再下次可能更容易一点，相信正确的行动终究会被认可，我们一直这样鼓励自己。

券商中国记者：你怎么看中国基金业的未来？

莫泰山：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基金行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中国的居民财富仍然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公募基金践行普惠金融的使命任重道远，相信也必将更加辉煌。

校对：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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